新闻公共性历来是新闻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标准，也是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基石。在数字时代，新闻公共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助理教授赵一菲和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牛静，在《传媒观察》第12期发表论文，基于达尔格伦的数字公共领域理论，从“结构-再现-互动”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时代的新闻公共性困境。文章认为，结构向度上，新闻报道公共性困境的底层逻辑具体为新闻议题嵌入社会治理体系深度欠缺、市场压力制约新闻公共性目标实现、技术逻辑介入新闻传播的公共性意涵；再现向度上，新闻报道文本的公共价值面临偏离风险，表现为新闻价值标准的更新与共识判断游移、新闻报道情感化倾向模糊了新闻公共性；互动向度上，以媒体组织为中心的公共传播被解构，体现为数字平台中新闻把关权力的弱化、用户互动影响了公共性生成逻辑。最后，文章提出可从动医疗器械企业态和综合性视角，加强媒体制度创新、话语价值引导和传播关系协同，来破解数字时代新闻公共性困境。

　　作为新闻业不断追求的理想价值目标，新闻公共性的内涵始终随着社会结构、媒介技术和文化价值等变迁而动态调整。在我国，新闻媒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公共性的过程中，不仅要履行传播信息和服务公众的基本职责，还承担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治理任务。然而，新闻公共性的理想价值目标与实践现实之间始终存在落差。

　　在数字时代，算法技术与传统的政治和资本力量相结合，共同对新闻的公共价值构成严峻挑战，带来新闻生产机制不透明、新闻内容加剧认知孤岛、社会共识进一步撕裂、新闻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反“公共性”表现。在这一背景下，媒体如何在日益多样化的社会中协调矛盾与分歧，以及如何避免过度受制于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的驱动，确保其报道内容能够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并真正促进公共议题的健康讨论，成为当下新闻公共性实践的重要议题。

　　面对数字时代的新闻公共性挑战，现有研究通常聚焦媒体报道内容，忽略了对媒体实践的结构性条件、多元主体互动的关注。达尔格伦提出的“结构-再现-互动”分析框架，则有助于弥补这些不足，为理解新闻公共性困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结构向度与制度特征紧密相关，它关注特定交流空间的组织方式医疗器械企业。本文将探讨政治、市场以及技术三个方面的因素，它们影响着新闻报道公共性的底层逻辑。

　　中国媒体融合已经走过10年探索之路，取得了显著的技术革新与传播效能提升。党中央将媒体融合放置于顶层战略的高度，是为了将主流媒体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其凝聚共识的重要功能。如何深化媒体融合实践，更好发挥主流媒体治理协同功能与公共性作用，已成为当下的重要议题。

　　尽管媒体融合战略已取得诸多成果，但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仍需进一步强化治理导向。尤其是在议题设置、舆论引导和服务功能上，尚存在优化空间。比如，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公共服务改进等社会治理核心议题上，公共议题报道的持续性与深度仍有待加强。又如，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舆论场存在分散化和情绪化现象，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舆论引导力有待提升。再如，尽管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为基层报道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基层声音的覆盖广度不足，一些地方报道内容偏向形式化，难以有效回应群众关切。这不仅影响了新闻公共性功能的发挥，也制约了媒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嵌入深度。

　　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下，媒体组织面临市场定位不清晰、内容差异化不足以及盈利模式难以突破等问题。这不仅削弱了新闻媒体在数字化传播格局中的市场竞争力，也制约了新闻业公共性目标的实现。

　　虽然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媒体融合的核心方向，但主流媒体在实际转型过程中暴露出内容生产创新不足、资源利用率低下、难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等深层次问题，体现了媒体组织数字化转型中缺乏对市场定位和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此外，在媒体融合过程中，资源投入与回报严重失衡，进一步削弱了主流媒体组织在高度竞争的数字化传播格局中的优势。即便部分媒体平台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流量增长并实现了一定的盈利，但与其庞大的资源投入相比，仍未能探索出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因而，如何延续传统的媒体资源优势，并将其优势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效益，极大地考验着媒体组织的管理者。

　　严峻的市场压力不仅影响媒体机构的整体运营，还逐步被医疗器械企业传导至新闻记者个体。数字化考核机制通常将流量作为评估记者与部门绩效的核心标准。虽然这一机制在短期内能够有效提升媒体关注度和经济收益，但其长期效应却值得警惕。流量导向的评价模式会削弱媒体对重大公共议题的深度报道关注，同时也推动内容生产向浅层化和娱乐化方向倾斜，从而偏离新闻公共性的核心目标。由此，市场逻辑的过度主导会限制新闻媒体公共性理念的实现。

　　随着大数据、算法等技术渗入媒体组织的生产过程，新闻编辑室也逐渐发展出以计算为导向的公共性图景。

　　为了适应技术驱动的新闻生产需求，媒体组织将效率、速度作为衡量数字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例如医疗器械企业，在选题过程中，新闻报道从依赖记者的直觉判断，转变为依赖算法和数据分析；在写作过程中，自动化的机器写作被广泛使用，成为辅助记者工作的得力助手。然而，这种效率至上的逻辑提升生产速度的同时，也使记者在新闻事件中的“在场”变得不那么重要，记者更多转变为“编辑型记者”，专注于内容的加工与整合。特别是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不仅能高效生成内容，同时其隐蔽的生产逻辑所带来的新闻偏见风险更难以被察觉。

　　技术逻辑介入新闻实践，也推动新闻从公众导向转向个体导向。通过精细分析用户数据和偏好，新闻机构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新闻体验，但也伴随着信息茧房的隐忧，并可能进一步削弱公共对话的广度与深度。尽管算法在精确性和效率方面增强了新闻传播能力，但其深度嵌入资本和市场逻辑，模糊了新闻报道的边界，对新闻的公共性基础构成了挑战。

　　综上所述，政治、市场、技术等结构性因素共同参与并塑造了新闻公共性报道的底层逻辑。新闻公共性的实践不仅需要应对新技术和市场力量的挑战，更需要在数字化传播格局中重新定位其核心使命，强化服务公共利益和协同社会治理的能力，以适应当下的时代需求。

　　再现向度主要关注新闻报道文本，它直接影响着公共议题的形成以及公众意见的塑造。

　　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价值判断主要是以媒体组织为中心，依据其公共服务使命和职责来选择和呈现新闻，决定社会公共空间中哪些议题值得关注。然而，数字时代多元行动者从各自视角出发对新闻价值判断展开定义、评价和再构成为可能。尽管新的价值标准在实践中丰富了新闻选择的多样性，但多元视角的并存也导致价值判断缺乏统一和稳定性。这种价值共识的不确定也让新闻公共性的判断变得更加模糊。

　　面对游移的新闻价值标准，新闻机构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新闻报道策略，即通过广泛化和平均化的报道策略，尽可能覆盖不同的新闻热点以扩大报道范围。这种“量”优先于“质”的趋势，让新闻媒体频繁地根据热点迅速转移关注点，忽略了对一些重要社会问题的持续性关注和讨论。

　　新闻价值标准的共识判断游移还体现在新闻文本的生产过程，媒体记者对于何为有价值的新闻表现出不断地重新审视和动态调整。新旧两套规范之间的张力，考验着媒体从业者如何重新定义和协商新闻报道的公共性。

　　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提升了新闻报道文本的可见性，并推动了情感化表达成为新闻生产的重要策略。情感化叙事有助于吸引公众注意力，引发其情感共鸣，但过度使用也会模糊新闻报道的社会焦点、挤压公共对话的空间，削弱新闻报道的公共性。

　　情感化报道背后隐含的流量逻辑和媒体公共性目标的张力值得关注。首先，情感化报道容易使新闻议题从结构化的制度分析转变为感性化的个体体验。通过选取情绪化素材和个体故事，新闻议题往往被简化为单一情绪或价值判断，从而忽略对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结构性原因的揭示。其次，情感化的报道可能削弱新闻的解释性功能。这种倾向将新闻从解释性工具转变为情绪消费品，会危害新闻的公共性并降低公众对新闻的信任度。再次，情感化倾向还可能进一步挤压公共对话的空间。尽管新闻叙事在迎合公众的情绪偏好和社交分享需求时能够激发情感参与，但这种做法也可能因观点分歧引发情感对立和社会极化，从而破坏新闻报道促进理性讨论和事实共享的基础。

　　总的来看，数字时代的新闻报道文本在“关注什么”和“如何呈现”两个方面有着明显的用户导向趋势，这种趋势虽然带来了新的内容选择标准和表达形式，但也使新闻内容过于迎合用户从而削弱其公共价值。新闻媒体须在追求用户注意与维护公共对话质量之间找到平衡，以履行其在社会信息交流中的公共责任。

　　互动向度主要关注新闻媒体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交流和连接。下文将探讨新闻把关权力的弱化和用户互动如何解构了以新闻媒体组织为中心的公共传播模式。

　　数字时代媒介的多样化发展改变了公共领域边界和形态，也弱化了传统上由新闻媒体掌握的把关权力，影响着新闻公共性的建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新闻分发权力的分散，新闻媒体的内容分发自主权显著削弱；二是新闻记者作为把关人的核心地位日益弱化，职业边界的模糊化带来新闻生产主体的去中心化。

　　在数字平台的驱动下，新闻传播逐渐分化为以媒体自主构建的平台以及第三方数字平台主导的传播态势。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开端，媒体组织在“移动优先”的发展战略下纷纷确定“一报一端”发展模式，希冀借助客户端自主建构线余年的发展，新闻客户端发展面临着高度同质化、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用户活跃度低等诸多困境，近年来更是出现被关停和整合的趋势。这虽然是内部资源优化的结果，却也意味着媒体组织内容分发自主权的进一步削弱，以及丧失自主公共性阵地的现状。除了自主建设客户端，媒体组织也依赖第三方数字平台的传播力来提高自身在用户中的影响力。第三方数字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和用户行为数据实时影响着新闻的传播路径和覆盖面，这重构了传统新闻传播的权力结构，也显著削弱了媒体组织在议程设置中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新闻记者作为传统把关人的地位也被弱化。新闻记者不再是一个有着明确职业职责和边界的专业角色，而是嵌套在一个去中心化的新闻行动者网络中。这一去中心化的趋势不仅解构了传统新闻职业的权威性和垄断地位，还引发职业边界的震荡。新闻职业的去中心化趋势也削弱了新闻行业在公共性规范与责任上的共识，进一步动摇了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共领域核心支柱的功能。

　　数字平台的发展让用户在新闻议题形成过程中有更大参与度。作为新闻传播的重要主体，用户互动影响了新闻公共性的生成逻辑，改变了传统新闻编辑室主导公共议题的机制。

　　数字平台算法推荐系统依据用户的选择、分享、评论、互动等行为数据，为新闻内容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赋予权重。在这一过程中，用户既是新闻信息的接受者，也是内容传播的再造者和议题设置的新型把关人。这种由下而上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哪些新闻能够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也显示出“社交性”（sociability）和“可分享性”（shareability）成为影响新闻传播的重要因素。然而，受兴趣、偏好和价值观驱动的互动模式也阻碍不同用户群体间针对特定议题展开深度讨论。

　　同样，用户行为也改变着媒体组织的新闻实践，挑战了新闻公共性的传统建构逻辑。过去，新闻公共性依赖于专业媒体对议题的权威性设置，并通过理性化、结构化、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维系公共领域的秩序。而在数据驱动的传播环境中，新闻媒体开始更加重视用户的反馈来调整内容生产。这其中不容忽视的潜在矛盾是，新闻组织所认可的新闻价值标准与新闻用户观点之间的可能匹配错位。因而，当新闻生产逐步向用户导向转变时，这也打破了以专业媒体为中心、基于社会公共责任建构的传统公共性逻辑。

　　数字时代，新闻媒体制度的结构性条件、新闻报道的文本话语、传播的互动关系共同塑造了新闻公共性的实践。面对困境和挑战，有研究者正积极呼吁并探讨新闻公共性共识建构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可结合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结构-再现-互动”的特点，从动态和综合视角，加强媒体制度创新、话语价值引导和传播关系协同，来破解数字时代新闻公共性困境。

　　首先，基于结构层面的制度创新。通过加强制度创新来支持媒体组织发展，帮助其应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压力。一是推动多元且包容的媒体制度建设。政策设计者应完善有重点且差异化的媒体传播保障机制，建立跨层级、跨部门的媒体协同体系，确保媒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议题引导、信息整合和公共服务功能，为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平衡商业利益与公共责任。媒体管理者需注重提升媒体盈利能力医疗器械企业，通过拓展收入渠道和优化资源配置，确保内容生产的可持续性；支持公共性媒体机构的发展，提升公共性新闻的市场竞争力和可见性。三是优化技术嵌入的伦理规范。优化技术与媒体人的协作模式，确保以媒体人为主体的伦理职责规范的建构；在提供定制化新闻内容服务时，平衡新闻内容的个性化与公共性；设立伦理委员会，增强对人工智能新闻内容的伦理监督。

　　其次，基于多元话语的价值医疗器械企业引导。聚焦于新闻报道文本，推动媒体建构开放的意义系统，通过多元报道话语有效引导公共议题讨论。一是建构开放多元的新闻价值体系。通过引入多元话语，促进新闻报道在公共议题上的共识构建，缓解新闻价值标准游移带来的不确定性；提升媒体对公共议题的权威引导力，加强对新闻报道中的公共性价值表达，推动更加理性和包容的社会对话。二是强化新闻报道的专业性与深度分析。设立专职的事实核查团队，对情感化倾向的内容进行把控，以平衡叙事中的情感表达与信息准确性；通过在线论坛、社交媒体等互动平台收集用户反馈，深化对新闻内容的分析与改进，强化新闻的对话和解释性功能。

　　最后，基于报道传播的关系协同。推动媒体组织和多元行动主体的协同共治，强化数字平台中多元连接关系。一是强化媒体与数字平台的协作。媒体组织需积极借助数字平台扩展新闻传播影响力，同时通过建立跨平台协作机制，增强对内容分发的把控力，推动多元观点的呈现和公共议题的深度挖掘。二是优化算法设计以促进权力平衡。在新闻推荐算法中引入多样性与公共性指标，避免内容单一化和信息茧房现象，确保内容分发权的公平性和新闻传播的多样性。三是推动用户深度参与新闻互动。增强媒体透明度，通过在线平台提供用户参与新闻事实核查和议题讨论，鼓励其围绕公共价值突出的新闻内容积极互动。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12期。原文约10000字，题目为《数字时代的新闻公共性困境及其反思——基于“结构-再现-互动”视角的探讨》。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